合法與犯罪之間的民間送養：父母收錢送養子女算拐賣嗎 有特殊困難如何認定
▲中介與買家交接嬰兒
10月19日，紅星新聞此前報道，記者臥底販嬰現場，14天男嬰被販賣，售價15萬元。20日，江陰市公安局發布通報，安全解救被販賣嬰兒，相關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而孩子母親，即送養人李某某僅18歲、外省在江陰務工，因無力撫養而尋找領養人。（此前報道：記者臥底販嬰現場：夜間在車上成交出生14天男嬰，7.8萬元鈔票裝了整塑料袋）
我國民法典規定，可以被收養的未成年人有三類，其中之一為“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但紅星新聞記者注意到，有親生父母自稱無力撫養、自愿將孩子送養，他們卻并未選擇民法典規定的合法途徑，而是私下完成“收養”，甚至收取高額費用。
曾有學者指出，法律收養冷寂和私自收養壅塞（即法律收養少而私自收養多）是同一問題的一體兩面。為何這部分父母不選擇合法收養？法律收養和民間送養面臨哪些難題？
務工期間生下孩子
并未結婚的生父母決定“送養”
10月19日，紅星新聞曾與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臥底販嬰交易現場。被交易的男童僅出生14天，最終以15萬元被販賣。交易現場共有買家、賣家及中介三方。據中介蘇某某介紹，實地交易中的賣家是孩子母親的表姐夫，孩子母親是因“男朋友”跑了而出售孩子。
在一小區停車場，賣家曾下車回家抱來孩子，并將孩子母親的身份證復印件交給了蘇某某。蘇某某注意到，孩子母親年僅18歲。他告訴記者，自己已接觸銷售過多起類似的販嬰，孩子母親年齡在18歲上下，在外出務工期間生育孩子，但沒有經濟能力和意愿撫養，因此決定售賣孩子。
▲中介出示的男嬰出生醫學證明
蘇某某也曾向上官正義“推銷”過一個還未誕生的孩子。他介紹，賣家仍在孕期，孩子預計在近期出生，但是賣家無法提供任何孕檢報告，因為“她沒有錢”，需要在確定交易后，使用售賣孩子的錢去往醫院檢查。
10月20日，江陰市公安局發布通報，送養人為孩子母親，因無力撫養，通過表姐夫在網上發布信息尋找領養人。
據南方都市報2015年報道，梳理2014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公布的363份裁判文書，親生父母涉案占到4成之多。被拐賣的孩子中，有不少是非婚生子女。男女雙方一時沖動，未辦理結婚手續卻先有了孩子，一旦兩人感情破裂，孩子便面臨被“送養”的命運。一些年輕女子未婚先孕，家中父母考慮到自己女兒的名聲和將來的婚姻，也會主動讓女兒把私生子“送養”掉。
盡管都是親生父母將孩子“送養”，并收取一定金錢，但并非每個案例都被認定構成犯罪。
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則刑事裁定書顯示，有孩子的親生父母在打工時，二人共同生活，后女方懷孕，懷孕期間，孩子生父開始尋找孩子的買家，最終以8萬元出賣非婚生的親生子女。同案人曾供述，孩子生父曾提及自己知道有些出來打工組成了臨時夫妻，生了孩子就送人了。最終，親生父母被認定構成拐賣兒童罪。
陜西省銅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則刑事裁定書顯示，朱某某17歲時未婚生子，與孩子生父家庭發生矛盾后，朱某某帶著孩子與自己母親去往臨時住處。而后，生活困難，因無力撫養嬰兒，朱某某與母親將孩子交給他人撫養，兩人共收取2萬元。經過富平縣法院調解，孩子生父將孩子抱回。該案最終判決，朱某某母親不構成拐賣兒童罪。
合法送養的標準和認定
中國政法大學反對人口販運國際合作與保護中心主任張志偉解釋，合法送養與拐賣兒童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罪與非罪的核心，在于是否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在司法實踐中，獲利的金額標準也難以界定，“這是一個模糊地帶：給多少錢才算非法獲利為目的？由于全國各地經濟狀況、風土習俗不同，也無法制定統一標準。”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不是出于非法獲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難，或者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私自將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給他人撫養，包括收取少量“營養費”“感謝費”的，屬于民間送養行為，不能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論處。
但不構成犯罪并不意味著收養合法。張志偉解釋，只有符合《民法典》規定、在民政部門進行登記的收養行為，才可視為合法，其余收養均不發生法律效力，收養關系不能成立。而所謂“民間送養”，就是在拐賣兒童罪與合法送養之間的灰色地帶，蘊含著極大的法律風險。
對于合法收養，我國民法典對于被收養人的范圍做出了規定，可以被收養的未成年人有三類：喪失父母的孤兒；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
“特殊困難的認定，這一點一直比較有爭議。”張志偉說。重特大疾病、重度殘疾、因有期徒刑以上刑罰失去人身自由，均屬于民政部明確規定的“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情況，但除此以外，民政部也為基層政府預留了判斷空間，可由基層政府開具證明；而在實踐中，民政部門較難直接判斷特殊情況是否屬實。
記者嘗試以單親、非婚生育、經濟困難的意圖“送養者”親友身份，詢問了華東地區一處民政局、西南地區兩處民政局、華中地區一處民政局，均答復此類情況難以被認為“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具體而言，“特殊困難”包括父母重殘、患有重大精神疾病、被判刑等情況；一處民政局提及，生父母為未成年人也可以視作“特殊困難”。
“特殊困難”曾提及非婚生子女
后變更為三大類與其他客觀原因
對于“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民政部曾有過多次不同解釋。
1992年，民政部婚姻司對于《收養法》解答中，曾舉例說明，“如生父母重病、重殘，無力撫養教育的子女或由于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其生父母無力撫養的子女，以及非婚生子女等”。
2014年，民政部關于規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和社會散居孤兒收養工作的意見中，對于特殊困難無力撫養證明規定為：縣級以上醫療機構出具的重特大疾病證明；縣級殘疾人聯合會出具的重度殘疾證明；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死刑的判決書。除此之外，生父母確因其他客觀原因無力撫養子女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出具的有關證明可以作為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證明使用。
對于該意見的解釋中，民政部提出，實踐中，經常有反映對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的認定過于原則、不好把握。“但由于現實中生父母除以上三種情形（注：重特大疾病、重度殘疾、因有期徒刑以上刑罰失去人身自由）外，還可能具有其他比較特殊的困難以致無力撫養子女，為此《意見》預留給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對一些極端、特別情形的判斷處置權限，為地方操作和今后規定留下空間。”
張志偉告訴紅星新聞，新的解釋中，去除了“非婚生子女”等情況的列舉，可能是考慮到避免產生鼓勵此類行為的社會影響。據他了解，父母失業、父母吸毒、家庭確實特別困難等，都有被視為“特別困難無力撫養”的情況，但主要由基層政府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判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鄧麗在著作《收養法論——源流、體系與前瞻》（簡稱《收養法論》）中指出，目前，私自收養問題壓力主要傳到和集中在收養登記業務端口，主要涉及四類未成年人，即未婚生育的子女、婚外生育的子女、未成年人生育的子女和遭遇性侵女性生育的子女。這些情況中，如歸入“生父母存在其他客觀原因無力撫養子女”，究竟其他客觀原因何指，有權出具證明的主體在何種范圍內具有自由裁量權，這些問題是值得探究的。“實踐中，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對出具此類證明是非常謹慎的。”
兒童利益最大化為原則
期望父母應盡法定義務
鄧麗在《收養法論》中提出，關于是否符合生父母由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子女的情形，應在個案中遵循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綜合多方情況作出準確判斷。她認為，未婚生育、婚外生育子女的送養，在事實層面困難主要是其思想觀念、撫養意愿方面，而非對實際撫養能力的判斷，本身不屬于特殊困難，不能僅以此類情形為由主張“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子女”。
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曾“勸退”過不少意圖“送養”孩子的人。在他看來，這些人并不符合送養條件。“送養人”有明確的將孩子售賣的想法，而在“勸退”后，他們又確實能夠撫養孩子。
報警是上官正義勸告的方法。他“勸退”的案例中，送養人往往清楚自己可能構成犯罪，也認識上官正義。他需要先以買家的身份，獲取意圖販嬰證據，再告誡“送養人”收手。
一對情侶也曾意圖售賣自己的孩子。兩人都是酒水娛樂行業從業者，曾經戀愛同居，但撫育孩子并不在計劃之內。他們將孩子定價數萬元，計劃在賣出孩子后，兩人平分“報酬”、分手。
上官正義的介入打斷了這場計劃。事后，這對情侶向上官正義發來了結婚的請柬，他們決定組建家庭，共同撫育孩子。直至今日，他們仍和上官正義保持聯系，而上官正義的第一句話總是：“孩子呢？”
為何要不斷強化收養的條件？張志偉認為，如放寬收養限制，可能讓以“民間送養”為名的拐賣行為鉆空子，“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醫療條件改善、觀念進步，被收養的條件應該會日趨嚴格。”此外，他強調，撫養子女是父母的法定義務，不應隨意豁免這種義務。
“對于意圖送養、收養的人群，他們都有不同的訴求和利益。但是，我們的原則是‘兒童利益最大化’。”張志偉說。
紅星新聞記者 陳馨懿 實習生 倪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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