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書 | 新疆大學校長姚強：研究生教育沒有完美模式，當務之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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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博士：如何構建更好的研究生教育》，[美]萊納德·卡蘇托、羅伯特·韋斯巴赫著，樊智強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定價：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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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大約在10年前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我作為清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第一次與一些從事研究生教育的前輩交流。提到博士生教育是否就是培養教授的問題時，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原常務副院長陳皓明明確表示這不對，博士生教育不僅應該為學科本身服務，還要為更廣的需求服務。SZn知多少教育網-記錄每日最新科研教育資訊
如今，從事高等教育管理實踐工作近9年了，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未停，也推動和參與了不少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但一直沒有系統化。 不久前，收到了復旦大學助理研究員、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樊智強翻譯的《新型博士：如何構建更好的研究生教育》贈書，關于博士生教育的很多問題，在書中幾乎都可以找到相關的內容，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讀這樣一本書，引起了我的很多回憶和思考。 本書的兩位作者，一位是美國福特漢姆大學教授、《高等教育紀事報》“研究生”專欄的撰稿人萊納德·卡蘇托，另一位是美國德魯大學第11任校長、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羅伯特·韋斯巴赫。他們長期從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出版過幾本專著，國內也有譯介。 本書原著于2021年1月出版，當年就榮獲了《福布斯》雜志2021年最佳高等教育著作獎之一。這本書對近年來美國各界，主要是各所大學近25年進行的博士生教育改革等多個項目的得與失進行了總結與分析，總體上講這些改革絕大部分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但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改革的第一要項是解決培養的目標與定位問題，就是要有更多元的目標，但這一改革到今天仍然沒有形成共識。不過，各所學校的探索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關鍵是各相關方有著不同的邏輯和想法，教授、行政人員、雇主和學生的互動與交流是關鍵。 第二項改革是培養模式，包括在職業選擇多樣性之后的教育，需要從原來單一的研究能力的培養和以研究成果為載體，到多元的綜合能力的提升、參加實習的必要性和未來職業挑戰的踐行與準備等。 專業博士學位的出現應該是一個典型的方案，但學術型博士也需要進行多元化培養。 第三項改革是招生與分流退出機制。首先是規模問題。這一問題在美國和中國呈現不同的趨勢。美國的難點在于培養成本高而致使規模不增甚至減小，而中國現在博士生的培養規模在一段時間以來維持了比較高速的擴大，2023年的招生規模已經突破了15萬人。 其次是分流退出仍然還在嘗試之中。近期國內一些學校的博士生退學成了大新聞，其實這在美國是常態。中美大學碰到的問題可能一樣，但原因有很大區別，擴大規模可能是未來博士生培養的一個重大挑戰。 第四項改革的難點是超長學制。美國的博士生不僅分流、輟學率高，而且學制彈性，可以不斷延長。在中國，一名學生從本科畢業到獲得博士學位，普遍需要5至8年。 本世紀初，國內部分高校想通過改革縮短碩士研究生的學制，從原來的3年制改為2年制，但現在基本上碩士研究生的學制都回到3年，主要原因還是研究生培養的定位問題。2024年4月26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是否有利于學制的控制，還有待觀察。 時間的保障是關鍵，我們對于博士生畢業的要求越來越高，有培養質量方面的原因，如導師的投入、科研環境等，并且對博士生的學術成果產出要求成為各所學校學術排名的重要方式，這也是學制延長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學生資助體系不完善，很多學生無法安心在幾年之內潛心于學術研究。這一點應該向美國學習。在學生入學的時候就需要確定資助方式，確保博士生有足夠的資源保障。目前，很多學校主要依靠導師的科研來支撐，學生不得不做一些低水平的重復性科研工作獲得保障，在時間保障和科研訓練上都出現了問題。 第五是針對課程體系的設計和相關環節的要求。我們現在的體系是歐美的混合體系，美國在課程方面比較注重體系化，而歐洲主要通過設置培養環節和參與研究讓學生獲得相關的能力和知識。 中國現在基本上是混合以上兩種體系，在對課程有一定要求的同時，設置了相當多的環節，包括資格考試、開題、年度檢查、中期檢查、預答辯、專家評審、答辯及分委員會審查等環節，而每個環節的分工和要解決的問題不明確，使得各個環節顯得重復。典型的例子像是到了最后一關還在審選題是否正確、論文的格式是否存在問題等。 第六是關于導師和學生關系。傳統的研究生培養模式是師徒制。有一個典型的說法是，導師是第一責任人，從邏輯上講，這有利于根據學生的差異提供個性化指導。不幸的是，導師一般在自己領域的研究方面有一技之長，但在指導學生，特別是碰到個性差異時常常犯經驗主義錯誤，根據自己的研究經歷來指導學生。 我就犯過這樣的錯誤，所以要處理好導師和學生的關系，遴選合格的導師并加強導師的培訓就成為一個問題。實事求是地講，目前的導師隊伍與學生的規模相比，還是有相當的差距。 這個問題不是我國特有的，美國也有這方面的問題。當下部分學校實行的多導師或導師組的制度是不錯的選擇，但如何協調不同導師之間的作用是一個新的挑戰。 我認為，導師仍然是各所學校在研究生培養中的核心，還可以增加一個方案，即發揮各個委員會的作用，很多環節由委員會進行把關與判斷。發揮學校和院系的群體作用，我國也許可以走出一條新路。 第七，博士生是否應該參與教學活動。由于相當比例的博士生將來會進入學術崗位，即使不進入學術崗位，參與教學活動也有利于他們的成長。這點我高度認同，有些導師和學校擔心這樣會影響他們的學術產出，這是一種短視的行為。 以我的觀察，從事一定的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對于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幫助。我指導的學生中，是否參加過相關工作對他們此后職業選擇和職業發展都有影響，且這一影響是正面的，如他們在時間管理、合作精神、領導力等方面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 第八，對于博士生是否應該進入公共學術領域這一問題，在我國好像沒有成為困擾，因為很多學生進入公共的學術領域，還有不少進入公共的非學術領域。雖然與本書描述的公共學術有一定區別，但其精神實質是一致的。這無論在人文、社科還是在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都是需要的。 本書得出的結論是“真抓實干見成效”，這一很中國化的口號出現在這樣一本譯著中讓我有些意外。其實研究生教育沒有完美的模式，當務之急就是改革，在完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實施培養模式、培養機制改革的同時，要引入外部評估和社會評估體系，并有效地推進。 如此說來，新型博士的培養就會成為主流。我國的博士生培養規模超常發展并進入了快車道，國家對此寄予厚望。也許在新型博士的培養方面，我們能闖出一條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道路。 本書成書之時，正是新冠時期，短短幾年時間社會改變了很多，教育亦是。這些改變是在無奈之下不得已之舉，但這其中的道理和收獲如果認真總結，也許會深深改變我們人才培養的各個方面，值得期待。 本書的內容不一定全部適用于中國，但其方法和思考的邏輯十分值得借鑒。十分感謝樊智強的努力，將這樣一本專著快速介紹給國內學界，相信每一個從事研究生培養的管理者和導師甚至博士生都會有所啟發。 《中國科學報》 (2024-06-13 第3版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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